被打日系车主至今未出院 以爱国的名义去犯罪：冲动与爱国无关

一个硕大的U形锁垂在李建利的头上，身形彪悍、穿着白色T恤的蔡洋，猛地向他头部砸去。蔡洋胸前衣服上鲜明地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“D”。

李建利被吓醒。这是他这几年来难以摆脱的梦魇，循环反复。

它真实的发生在四年前。因为开的日系车，李建利在那场9.15反日的游行中，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，在冲突中蔡洋举起U型锁砸向他。

蔡洋，2013年被判有期徒刑十年，出事时他21岁。“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做出了过激的行为，给受害人造成了伤害，深表悔恨。”他的辩护律师对他行为的评价是“冲动和起哄，和爱国无关”。

深读注意到，研究了四十年对日关系的北京大学日本问题专家王新生称，极端的爱国情绪，让两个家庭都成了受害者。

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总结的那样，“爱国的本质，仍是爱，而不是恨。”

住院1542天 疾病吞噬语言能力

像被填平的深坑—李建利头顶的三分之一，都被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凸起覆盖着。

坑是用钛合金补的，在上面打了螺丝，颅骨钻上眼，沿着边缘，缝了三四十针。

由于内分泌失调，直到现在，被补上的部分，都比其他地方亮。上面散布着零星的头茬。

西安中心医院神外科45床，从2012年9月15日起，李建利已经在这里住了1542天。

四年前西安9.15反日游行中受伤最严重的人—他几乎一辈子也走不出那个阴影。

开创型颅脑损伤几乎夺去了他右侧肌体的全部机能。为了防止右手萎缩，他必须每天把手放在手托矫正器里两个小时。

放进这个米色塑料夹板里并不容易，情绪稍有波动，手“掰都掰不开”。

他小心的和失去知觉的右半身相处，摸索着该有的平衡。每走100、200米就得歇一会儿。一天又一天，他能感受到偏瘫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。

那是一个雨天。大厅铺着地毯，地毯的一角被往来匆忙的脚步挤出一个包。这是李建利早起八点去做医院做身体康复的必经之路。他小心地蠕动着身体。

一个猝不及防，像倒塌的房屋，他直直地倾倒在地上。

半个小时，以前很少求人的他固执地瘫在地上，无力感从脚尖爬到头顶。半个小时，也是他以前每次在健身房跑步机跑步的时间。

事件之前，李建利和王菊玲几乎每天都会挤出时间去健身房。

80年代，李建利在新兴电器厂做销售。爱到处跑的他，除了西藏、海南，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。

靠着巧舌如簧，他谈成了公司的大生意，在中关村(000931,股吧)签下了几十万的电柜合同，从最基层的销售做到了部门主管。为了奖励他，公司第一个给他办了大货车驾照。

后来赶上国企改革。下岗后从开出租车到自己做二手车中介，李建利渐渐张罗了自己的门市店，开了公司，招了四五个人，日子渐渐过成了想要的样子。

那时他们的二手车中介生意红红火火。坐着一会儿，几十个客户的电话就涌进来。

之前语速极快急性子的李建利，现在含混不清地配合妻子，吐出这些关于过去的故事，像是刚学说话的小孩。疾病吞噬了他的语言能力，只能两个字两个字往出蹦。

出事之后，王菊玲退了离家一千米不到的健身卡。

他们曾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与之匹配的生活、财富和认同。却又要靠更多的努力去遗忘曾经的生活，适应残缺的后半生。

王菊玲和李建利现在经常晚上瞪着天花板半宿半宿睡不着。“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眠。”

网瘾少年 最爱看抗日片

距西安412公里的河南南阳蒲山镇的张庄，是蔡洋的老家。为了省电，厨房和仓房即使人进去，灯也一直关着，阳光进不来。蔡洋十八岁之前的大部分生活在这里度过。

在庄里，蔡洋小时候经常被欺负。五年级辍学后，他零星地做短工。十四岁，他搬砖，一天给18块钱。

姑父在西安刷涂料，一天将近二百的工钱，很吸引。蔡洋也想去。

在决定去西安前的晚上，父亲蔡作林默不作声，不想让他去，“离家远没人管，就会总上网。”

对于蔡洋的网瘾，家里几乎束手无策。

杨水兰把蔡洋打了，因为他去邻庄网吧上网。那是“不务正业。”杨水兰至今仍这么觉得。

在网吧里，蔡洋经常玩“穿越火线”—那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。口号是“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”。

最终蔡洋还是说服了蔡作林，离开了房顶漏水、墙皮簌簌下落的家。

蔡洋在工地上经常会挨打。在一起的人少，也会被欺负。后来，他开始还手，就没人欺负他了。

工程队没活的时候，蔡洋会往家跑。一天天看电视剧。抗日片，是他最爱的类型。电视里出现类似的镜头时，“他特别兴奋，有时一边看还一边会说打打打。”

蔡洋的叔叔提到他时，有点儿感伤。现在家里每个月唯一的盼头，就是0914开头来自监狱里他的电话。

在西安打工时，蔡洋很少给家里打电话。

被砸的国产日系车

环城西路北段，玉祥门和西门之间，是西安的老城区。这一天，蔡洋工厂里的设备坏了，他坐着公交车往回走，路过环城西路。

当蔡洋公交车往回走的时候，李建利、王菊玲正从卫浴市场出来，给大儿子买新房的灯具。新婚前的装修工作已接近尾声。

李建利轻轻打开他一年前花十二万九千八买的卡罗拉的车门，准备离开。这是一辆由中国一汽生产的日系轿车。

此时，人群阻碍了车的前进。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钻出来，相互传染情绪，传递愤怒，寻找自尊。

蔡洋也加入了人群。他和几个人注意到李建利的日系车，围了过去。蔡洋用U形锁砸了李建利车前的挡风玻璃、后面的叶子板和车梁。

情急之下，李建利从人群中抢来一块砖头，拍了一下蔡洋。

蔡洋举着手中的U型锁，向李建利头上猛凿，凿了四下，血汩汩地涌出来。

王菊玲一边拿卫生纸捂着他的伤口，一边喊救命。

十多分钟后王菊玲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车穿过熙攘的人群，没等红绿灯，一路向医院狂奔。

几天后，西安市公安局派人来医院看望了李建利和王菊玲。

李建利说，他恨蔡洋，恨他无知。“日本的丰田和卡罗拉早就国产化了。为什么要打我？”

庭审现场，蔡洋被带进来时，王菊玲扑上去想打他，被法警拦下。蔡洋带着手铐，没有躲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家庭变故 推迟的儿子婚期

“后悔当时不应该买那个车，哪怕把车烧了都行，后悔不应该出来。”事发后，李建利和王菊玲把车给儿子开了。因为巨大的阴影，他们不是没想过把车扔了，但是“卖了不值钱，重新买一个也要很多钱。”

“娃不敢和女朋友说不挣钱了，只说生意还做着。”大儿子的结婚日期比原来计划推迟了半年。

王菊玲看到大儿子和女朋友整天吵架。害怕因为家庭的变故影响孩子结婚，催着他们领了证。

生意确实在慢慢凋零。

大儿子帮着看了几个月店后，“别人一看我们不在就不找我们了，店慢慢没了。”

那是李建利和王菊玲经营了半辈子并为之付出的全部。现在他们的全部收入来源就是王菊玲每个月2000多的退休金。

她现在手机里还保存着很多过去去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。在香港迪士尼公园门口，王菊玲右手和李建利的牵在一起，左手伸向远方，摆了一个V字，衬着她衣前绣着的大片红花，两个人笑得很甜。

而这些，对于如今经常胳膊抬不起来、腋下流脓的李建利来说，似乎是很远以前的事了。

“现在每天都没有梦想了。”站在二楼的窗边，可以遥遥望见一楼角落里的太平间。盖着白布的人抬进去，抬出来，生离死别是最寻常不过的事。

冲动和起哄 与爱国无关

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翔觉得，民族主义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其阴暗面，蔡洋这样，是以爱国的名义去犯罪。

汪定亮，曾经是蔡洋的代理律师。“刚开始以为蔡洋是基于爱国的情绪失控，确实要帮一下。”后来，汪定亮越来越觉得，蔡洋那一刻更多的是“冲动和起哄，和爱国无关。”接这个案子他有点后悔。

四年前，把李建利送上救护车的韩林（化名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当他看见那天砸车人的表现，觉得他们与爱国无关，更多的是在宣泄，“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做出了过激的行为，给受害人造成了伤害，深表悔恨。”在申诉状里，蔡洋这样写到。

杨水兰比蔡洋更后悔。“当时不应该放他去西安，乱闯，闯出了祸。”有时候也会抱怨自己，“我们要是有本事一点儿。娃也不会这样。”

看女排夺冠哭了半天 算不算爱国？

蔡洋家无力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款。今年八月份，李建利收到了相关部门打过来的52万救济金。

还了些儿子结婚时欠下的账。剩下的一些钱，王菊玲盘算着以后给李建利请一个护工。“过几年我也扶不动他了。”

四年多，政府替他们出了医院的住院费。9月，王菊玲向莲湖区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，关于后续的治疗和护理。

日子总要过下去。

王菊玲说，原来“生意忙、脑袋一天不停地转”，不爱看连续剧。日子每天死循环后，她也会劝李建利看看电视连续剧。

他们最爱看抗日剧。“有时候知道有些夸张，但是喜欢那种胜利的感觉。”

爱国是太宏大的词，他说不清。他试探着问，看女排上两天夺冠自己哭了半天，这算不算爱国？